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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前后，北京西花厅，周恩来、童小鹏和一对从福州运来的樟木箱子，谈起了一件看似寻常、实则很有分量的小事。
箱子是龙飞虎托运来的。
龙飞虎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，后来担任福州军区后勤方面的职务。
那时物资并不宽裕，樟木箱能防潮防虫，保存衣物确实有用。
童小鹏认为，这是老战友的一番心意，也是生活上的必需品，收下并不算什么。
周恩来得知后，却专门把童小鹏叫来，提醒道：“福州军区送来的东西，不能拿。
” 童小鹏没有马上接受，解释说箱子千里迢迢运来，退回去麻烦，不如按价付款。
周恩年却没有松口，只说：“从哪里来的，就送回哪里去。
” 这句话听起来很重，却不是针对童小鹏个人。
周恩来在意的，从来不只是东西值多少钱，而是这件事会造成什么影响。
福州军区的物资属于公家，哪怕送来的只是两个箱子，也不能因为熟人关系转到个人手里。
若开了口子，后面就可能有人照着办理，规矩便会失去约束力。
童小鹏只好照办。
他把箱子重新托运回福州，又写信给龙飞虎，感谢对方的好意，同时请他以后不要再送东西。
一个箱子的来回，折腾了不少手续，但在周恩来看来，这个麻烦必须承担。
有意思的是，童小鹏并非一开始就处在周恩来身边。
他原名童大鹏，个子较小，部队里的同志常叫他“小鹏”，这个称呼后来反而成了正式姓名。
名字虽小，经历却不简单。
长征到达陕北后，童小鹏进入红军大学学习。
离开学校，他到中央军委从事机要工作，负责校对电报。
那时机要部门不少同志文化程度有限，童小鹏读过一些书，便成了其中较受倚重的“知识分子”。
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，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人赴西安处理局势。
童小鹏主动要求同行，承担译电工作。
周恩来认为他熟悉机要业务，适合随行，便同意了请求。
此后，两人的工作联系越来越紧密，童小鹏也逐渐成为周恩来身边的重要工作人员。
1958年4月，童小鹏调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，再次回到周恩来身边。
这个岗位看似负责文电和日常事务，实际上要处理大量重要文件，也要协调许多具体工作。
能在西花厅工作，既需要能力，也需要谨慎。
周恩来的要求，常常落在日常细节里。
三年困难时期，工作人员随他外出，不能随意在地方购买物品。
地方供应本就紧张，多拿一份，群众就可能少一份。
理发、用车、私人用餐等事情，只要属于个人开支，周恩来也尽量自己付费。
类似的事情还有蔬菜。
周恩来到杭州开会时，正逢南方蔬菜品种较多，地方同志出于照顾，准备了两筐菜。
工作人员知道规矩，起初没有接受。
后来蔬菜已经随飞机运回北京，并且开具了票据，大家只好将其交给有关供应点，再由工作人员按价购买。
这件事仍然让周恩来很不满意。
他问身边人：“总理和市民，难道不是一样的人吗？
” 在周恩来看来，付款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。
特殊身份带来的特殊待遇，本身就容易造成距离。
即便没有占便宜，只要形成了“首长可以享受更好供应”的印象，就会损害公职人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。
童小鹏后来听卫士高振普谈起这些往事，对周恩来的认识又深了一层。
周恩来并不是只在重大会议上讲原则，真正能看出作风的，往往是箱子、蔬菜、车费这些小事。
越是无人注意的地方，越能检验一个人的自律。
西花厅的生活也并非一味严肃。
童小鹏和妻子住在国务院区域，孩子们常在家中写作业。
童小鹏性格活泼，和孩子相处并不摆架子。
有一次，孩子们嫌他突然回家检查功课，便把一盆水放在门后，关灯躲到床下。
童小鹏进门踩进水里，明白孩子们的心思后，便减少了突击检查。
这种家中的玩笑，和工作中的谨慎并不矛盾。
对孩子宽厚，是亲情；
对公物严格，是原则。
童小鹏在西花厅多年，既见过周恩来处理重大事务，也见过他如何对待一只箱子、一筐菜。
许多认识，正是在这些细节里慢慢形成的。
2007年，童小鹏因病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3岁。
按照他的遗愿，家人没有把骨灰长期安放在北京，而是送回重庆红岩。
那里有他曾经战斗、工作和生活过的岁月，妻子紫非也与他一同安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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